就墨西哥而言，由于各種原因，該國政府一向喜歡將自己在經濟工作方面的失策歸咎于其他國家的競爭，中國首當其沖，連本國在海外市場競爭中的失利也往往歸咎于中國。2002年前后，由于墨西哥政府提高了經營稅率，又沒有出臺吸引外資的相關舉措，不少外資撤離墨西哥轉向中國。2002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增長12%，墨西哥對美出口下降近10%。墨西哥政府官員和經濟界不但不反躬自省，反而遷怒中國，當時媒體報道說此前不到一年里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有近280家外資裝配工廠關閉，其中3/4是撤資去了中國，直接導致當地5萬人失業。墨西哥經濟部長德韋斯竟然打算據此上訴世貿組織，以阻止中國“偷竊”墨方的出口市場和外資。此次墨西哥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的“補貼”，實不足為怪。

不僅如此，且不說美、墨對中國某些措施“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指控是否成立，單就事實而言，他們的指控也存在不少硬傷，他們所指責的中國大部分“違規補貼措施”其實要么已經已停止使用，要么即將隨著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而告終。正因為如此，美國已經放棄起訴出口榮譽企業優惠利率問題。

正因為如此，在反補貼案中，我國理所當然不可能為別國某些勢力的選舉需求埋單，理所當然要捍衛自己的發展權利，全力以赴奉陪到底。

盡管如此，此次案件中還是有些東西值得我們關注深思，其中最大的一點就是我國過度依賴財稅優惠措施的發展模式所遭到的質疑，特別是外資優惠政策問題。從帳面上看，我國是當之無疑的利用外資大贏家，但是我們的招商引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依賴各種各樣的財稅(包括土地)優惠。部分城市的利用外資辦法，仍然幾乎所有條款都違反相關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土地管理法規。這種做法的副作用在中國社會已經是有目共睹，在社會上激起了強烈的反彈；在國際上，無論是2006年7個世貿組織成員對我國補貼通報的問題，還是2007年美國、墨西哥對我國提出的補貼申訴，貿易伙伴指控的項目很多就是對外資企業的財稅優惠政策，如原《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中關于出口型企業減免所得稅和再投資退稅的規定。雖然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已經通過，但長期依賴財稅優惠政策所形成的惰性還是導致新《企業所得稅法》一波三折方才最終面世�？墒�，如果我們的外資企業優惠政策不僅對本國企業構成了逆向歧視因而在國內備受抨擊，在國際上也成為別國指控的對象，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反思呢？從長期看，無論是政府招商引資，還是企業培育核心競爭力，都不能過度依賴財稅政策，而是要需要依靠市場規模以及由此而來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高質量且充裕的人口、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廉潔高效的公共服務。

過度依賴財稅優惠的發展模式基礎是高投資，這種模式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時至今日，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我國的宏觀經濟平衡。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動員國民儲蓄并將其投入資本形成的能力對其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位于世界前列。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進入新一輪重化工業化時期(之所以說是“新一輪”，是因為我國建國初期的工業化就是以重化工業為重點)，當時又適逢世界性通貨緊縮難題，需要依靠大規模投資立竿見影地彌補消費需求疲軟之不足，重化工業本身的特點和反通貨緊縮的宏觀調控需求導致我國投資率進一步提升。盡管政府儲蓄增長、居民因收入和工作保障等預期惡化而被迫提高儲蓄、外資流入給高投資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源泉，但要動員這些儲蓄成為現實的投資，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財稅優惠政策，大量過剩產能由此形成。當前數據顯示我國投資水平仍在高位運行，有可能導致產能過剩范圍擴大、程度加深。

在國家長期實施的獎出限入政策沒有及時轉向、國際貿易自由化取得重大進展(特別是中國入世和2005年紡織品配額體制取消)的情況下，出口由此順理成章成為消化國內過剩產能的重要渠道。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以來出口增長較快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產能過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