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反傾銷之后，反補貼大有成為外國對華貿易爭端頭號熱點之勢，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一般注意到的主要還是美國、墨西哥向世貿組織訴我國“補貼”案，以及美國對華銅版紙等反補貼案；其實，圍繞反補貼的斗爭還不僅僅如此，這場斗爭從2006年4月就開始了：

2006年4月11日，我國履行世貿組織成員的補貼通報義務，向世貿組織遞交入世以來第一份全面補貼信息通報，通報了2001～2004年中央政府的78項補貼項目。7月24日～9月1日，歐盟、日本、加拿大、美國、土耳其、澳大利亞、墨西哥7個成員就我國的補貼通報提出了書面問題單，涵蓋面極為廣泛。

2006年10月，美國俄亥俄州NewPage紙業公司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紙業企業進行反補貼調查，并對從中國進口的銅版紙課征近100%的反傾銷稅，挑起了對華銅版紙反補貼爭端，其申訴書長達3500頁。

2007年2月2日，美國貿易代表施瓦布宣布，美國已向WTO提出申訴，指責中國為國內制造商提供補貼以刺激某些行業的出口，墨西哥隨之跟進。

3月30日，美國商務部長卡洛斯·古鐵雷斯發布對中國適用反補貼法的聲明，標志著美國不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出口商品征收反補貼稅的判例正式終結，開創了美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反補貼稅之先河，隨后而來的就是對中國出口銅版紙同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

2007年8月31日，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上，世貿組織決定應美、墨的要求成立專家組，調查和裁決其聲稱的中國“違規貿易補貼措施”，所涉及措施主要是中國有關增值稅和所得稅退稅、減免的一些優惠政策。

9月14日，我國通過常駐WTO代表團致函美方，就美對銅版紙反補貼暨反傾銷措施提起WTO爭端解決項下的磋商請求，換言之就是向世貿組織起訴美國。這是中國入世以來第一次在世貿組織內單獨起訴，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無疑，對華反補貼是在貿易保護主義動機驅動下的行為，與爭端發起國自己以前的判例也相違。1986年，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在喬治城鋼鐵公司訴美國案中的判決奠定了美國對非市場經濟體出口產品不適用反補貼稅的理論依據，因此，雖然反補貼案件數量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與反傾銷案件數量大致相當，在各類案件中數量位居第二，且反補貼工具的使用者集中于美國、歐盟、加拿大等發達國家，1995～2004年，全球共計176起反補貼調查中，美國、歐盟、加拿大發起者為128起，占總數的73%；美國一國發起70起，占40%；[1]但由于主要貿易伙伴長期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出口商品很少遭受反補貼爭端困擾，與中國連續10多年位居世界反傾銷最大受害者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當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壁壘、匯率壓力、知識產權等工具都不能遏止中國出口的高速增長之后，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國內進口競爭產業和有關政客都無法抑制援引反補貼工具打擊中國出口商品的強烈沖動。早在1991年，美國拉斯科公司就針對中國電風扇提出了反補貼申請，美國商務部雖然沒有通過該公司的申請，卻提出了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市場導向型產業可與反補貼兼容的論點。十余年后，加拿大于2004年9月10日、24日和2005年2月16日分別對中國戶外燒烤架、鋼鐵緊固件和復合地板征收臨時反補貼稅，是外國首次對中國商品實施反補貼措施；美國眾議院也于2005年7月27日以255∶168票通過《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其主要內容為準許對來自非市場經濟體的進口適用美國反補貼法，該法案發起者毫不諱言其本來目的就是針對中國商品，對華反補貼山雨欲來。在這樣的經濟動機下，對華反補貼不過是個時間問題而已。

不僅如此，對華反補貼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政治動機驅動所致，或是體現了該國政治體制的缺陷。就美國而言，這種政治動機表現在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在國內政治生活中一些政客們需要滿足貿易保護主義集團的要求。第二個層次，鑒于小布什已經因為伊拉克戰爭而深陷泥潭，為了贏得總統大選勝利，民主黨議員們要挾中期選舉獲勝余威而在一切可以發難的議題上“宜將剩勇追窮寇”；相對客觀的行政部門也需要接受執政黨爭取選舉勝利的需要，而中國正是一個方便的話題。從1月美國新一屆國會開幕到8月初，美國國會竟然提出了56個涉華議案，除了9項議案含有不同程度的積極因素之外，其余都是直接針對我國、或有損害我國利益的消極議案，其中涉華經貿議案有28個，恰好是一半。而且，還不斷有新的議案進入醞釀。新一屆美國國會涉華經貿議案涵蓋面之廣，舉凡貿易差額、人民幣匯率、食品安全、市場準入、貿易補貼、知識產權、勞工權利、中國履行入世承諾情況、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等等，無不囊括。而且，這些議案總體上有個特點，就是越來越多地通過多邊渠道向中國施加壓力，如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以及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中國的匯率問題施加壓力。第三個層次是十七大召開在即，外界預計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的大約一半將發生改變，美國統治集團、至少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勢力希望借助貿易保護主義手段打擊中國核心產業部門，削弱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對經濟社會穩定性的控制能力，并誘導、脅迫中國新的領導集體服從美國。正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文章所說的那樣：“對津貼的中國進口產品征收更多的美國關稅可能將有助于說服未來更年輕的領袖：中國需要更多的經濟和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