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編輯艾俊川的《一張“檄文”背后的技術競爭》，從一張未署名的檄文內容入手，對作者情況進行細致推斷，進而分析新技術對傳統印刷市場空間的無情擠壓。

  上海社科院周武研究員的《樹學海之津梁，為古人續命之方——景印<國藏善本叢刊>考略》，從一部影印善本古籍叢刊出版史研究的角度，關注中國近代在西化和復古思潮之間，保存傳統文化典籍的歷史和價值問題。

  北京大學楊琥教授《李大釗文集：一本書與一個時代——李大釗遺著編輯與出版背后的故事》一文兼備實證性與思想性，通過梳理《李大釗文集》的搜集與保存、編輯與出版、校勘與注釋演變歷程，闡析近代文獻整理的復雜性及成因。

  南開大學劉運峰教授《從普及到神化——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關魯迅及其研究著作的編輯和出版》一文，分析20世紀50—70年代末人文社編輯、出版魯迅主題圖書的政治基調演變及其內在原因，有助于透視特殊時期出版業的某些特點。

  浙江傳媒學院杜恩龍教授的《關于文字發明的思考》一文以小見大，發起關于文字的發明者、甲骨刻字時間、歐洲字母的起源等常識性問題的再討論。

  劉蘭肖研究員的《近代中文期刊出版的兩個源流》，聚焦中文期刊誕生的兩個渠道，考索中西文化近代交匯對近代媒介的具體影響。

  蘇州大學許靜波和西南大學邱雪松兩位年輕學者，分別提交了《政治認同視角下工部局“印刷附律”性質再認識》《詩人之死：朱湘自沉事件的輿論背后》兩篇論文，皆以個案出發，分別探討了近代上海租界出版管理的政治認同問題、民國媒體輿論的社會生態問題，體現了良好的理論分析功力。

出版史、書籍史、社會史的融通

  華中師范大學范軍教授的《出版生活史：對象、立場與可能的走向》一文，指出出版生活史研究對象主要指向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出版生活史所持基本立場是“批判”和“他者”的立場。生活史研究可嘗試三個維度研究：一是由點及面，構建出版人日常生活的立體群像，二是由表及里，探尋傳統與現代的二重變奏，三是上下融通，剖析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交互作用。

  北京師范大學萬安倫教授的論文《論書籍史及其親緣性概念》，界定了“書籍史”“出版史”“編輯史”“印刷史”“閱讀史”的基本概念及相互關系。提出“書籍”概念的核心為出版頁面的編連成冊，“出版史”是“書籍史”上位性親緣概念，“編輯史”“印刷史”是“書籍史”功能性親緣概念等觀點，引起討論小高潮。

  浙江大學郝田虎教授的《瑪麗·羅斯<烏拉妮婭>(1621)的出版問題》，圍繞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女作家瑪麗·羅斯的《烏拉妮婭》出版個案，探討17世紀英國女性作家寫作方式、性別身份及社會地位等社會史問題，觀點扎實有據。

  南京大學張志強教授的《 <中國現代早期的出版、文化與權力>評析>》一文,對即將出版的漢譯中國出版史著作做出學術評議，重點闡析該書中“中場域與習業”“超附文本”等核心理論與觀點，提出出版研究中思想史因素等重要議題。

  北京印刷學院范繼忠副教授的《六藝·實學·書籍：張謇在近代知識重構中的行知軌跡》一文，從知識社會史維度中解讀張謇秉持經世致用的實踐理性，超越“體”“用”之爭，向內、向后求諸工業化合理內核，以工業和教育實踐為手段，借助書籍出版、收藏與翻譯，實現新知識體系構建和中西融通的歷史貢獻。

  武漢大學李明杰教授的《民國藏書家徐行可的“朋友圈”》一文，則根據前代學者遺存的日記、信札、回憶錄等歷史文獻，按藏書界、學術界、圖書館界三大職業圈的劃分，對徐行可的交友情況展開歷史社會學考察，從徐氏與其友人之間的抄書、借書、鬻書、藏書、讀書、校書、編書、刻書、論書等活動中，探尋徐行可藏書思想的形成軌跡，局部呈現了民國時期的學人、學術生態。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本屆工作坊圍繞中外書籍和文獻，從不同的學科和視角撰文，話題豐富、思路開闊，很好地傳承了工作坊創辦的文化宗旨。工作坊從富于學術個性的專家點評，到中國傳媒大學李頻教授充滿激情的學術總結，精彩紛呈、高潮不斷，使與會者始終沉浸在活躍多元的思想氛圍中，為推動國內中西文化交流和書籍史、出版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思路和成果。山東大學何朝暉教授在會后賦五言詩一首表達與會者共同心聲：“日下無暑意，座上有清風。鴻儒傳正道，雛鳳啟新聲。評文隔千里，作結仰詩翁。更期來年聚，海上續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