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觀點

  浙江大學馮國棟教授的《宋代佛教藏經紀再探》一文，爬梳文淵閣版四庫全書等珍貴史料集，考證出宋代61部藏經紀的豐富細節，全面總結宋代藏經紀的特點，并對轉輪藏提出新見解，展現了深厚的文獻和理論素養。

  故宮博物院章宏偉研究員的《“雞林巨賈爭摹印”新說——朝天使（燕行使）與漢籍東傳的另一種觀照》一文，以毛晉汲古閣刻書為考察對象，通過對中朝邊境貿易中有否汲古閣刻書、明使臣有否帶回朝鮮摹印汲古閣本信息等問題的微觀探討，提出對“雞林巨賈爭摹印”的新看法，令人耳目一新。

  浙江大學沈弘教授的《周慕西博士捐助之章》一文，主要通過作者搜集的各時期各類北京大學書籍印章，考論近代中國書籍史的一個側面。

  復旦大學張仲民教授的《“文變”與“世變”：簡論清末民初的“新名詞入詩”現象》一文，以大量近代報刊及維新人物文集文獻為基礎，就新名詞入詩、濫用及引起的輿論爭議展開多方探索，顯示了深厚的史料和分析功力。

  濟南大學陳靜教授的《胡旡悶抄襲行為考論》通過對胡旡悶主編的《鶯花雜志》等作品中材料的逐一考證，證實胡旡悶“勤奮的抄襲者”的真實身份，顛覆了學界對胡旡悶的才女認知。

  河南大學王鵬飛教授《融戲入紙：世界書局的連環畫出版》一文，武漢大學吳永貴教授《戲行紙上：根據地解放區戲劇圖書出版述論》一文，各自在對民國出版史料的深度整理、辨析基礎上，分別對世界書局連環畫、解放區戲劇圖書出版做了客觀細致的新考論。

  《中國出版史研究》張玉亮副主編提交的論文《奇書與名筆：<仁學>初刊單行本題簽考》，運用拍賣圖錄、書目著錄和人物文獻，精細考證《仁學》首部單行本題簽作者的身份，并鉤沉張裕釗“南宮體”書法與譚嗣同《仁學》內在聯系。

  商務印書館張稷編審的《陳翰伯與“漢譯名著”》一文，利用商務印書館檔案資料和獨家史料，梳理漢譯名著叢書的來龍去脈，豐富了對當代出版史的認識。

選擇小切口，透視大問題

  山東大學何朝暉教授的論文《寂寞的“書輪”——一個中西書籍史交匯的案例》，聚焦于“書輪”作為西方傳統閱讀工具這一個案，指出書輪引入中國后出現文化排斥、水土不服的現象，折射出中西書籍文化的巨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