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的目的和方法不同于他的前輩馬禮遜。馬禮遜是企圖四處印刷散播傳教書刊以逃避中國官府的追查，理雅各則純粹考慮經營成本的損益。在方法上，兩人都想以輕便的刷子取代笨重的印刷機，但馬禮遜寧可使用西式油墨，而理雅各則要改用中國墨水。

  理雅各沒有后續報告自己揉合中西印刷術的結果，另一位也是倫敦會的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卻替他說了。1852年2月23日，合信寫信給倫敦會秘書討論印刷，其中提到了理雅各的試驗，說是理雅各在幾個月前進行以毛刷和中國墨水刷印金屬活字的實驗，由一名中國印工嘗試了兩三天，效果很差而歸于失敗，原因有三：第一，易于流動的水性墨充滿在活字表面；第二，左右來回的毛刷動搖了排列整齊的活字；第三，粗短的刷毛損害了活字上細致的筆畫。合信表示，由此看來印刷機還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理雅各得到了中西印刷術難以結合兼用的教訓，沒想到13年后居然有機會以自己的經驗指點有著同樣想象的中國人。1864年2月24日，他寫信告訴倫敦會秘書關于印刷所的事務，提到了廣東巡撫的一名兒子到香港參訪英華書院附設的印刷所，并在詳細考察了三四天后購買了一批活字，表示將用于印刷巡撫衙門的告示等等。理雅各提醒對方，必須同時配備一部印刷機才行。巡撫的兒子卻認為以中國刷子和墨水即可刷印活字。理雅各告訴倫敦會秘書，對方必然會大失所望，又盼望這項預期中的挫折不致于讓對方打消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計劃。

  理雅各并沒有指出那位廣東巡撫的姓名，但郭嵩燾從1863至1866年正在廣東巡撫任上，理雅各說的應該就是他了。郭嵩燾早先于1856年參觀英華書院在上海的兄弟印刷所“墨海書館”，也在日記中詳細描述墨海印刷機的構造與運轉，因此他對于西式印刷多少有些了解，而他三個兒子中的一位的香港之行也很可能是奉他之命。但何以只買活字而舍印刷機不顧，這些活字是否真用于印刷衙門公告，其結果又是否如理雅各預料的那樣讓郭嵩燾的兒子大失所望，都還有待查考。后來郭嵩燾出使英國期間，曾經參觀《泰晤士報》的印刷所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印刷所，也分別記下了兩處的工作詳情，不知當時他是否還記得十二三年前自己或兒子想要結合中西印刷術的往事？

  中西印刷不僅技術不同，經營形態也隨之大有差異。中國的木刻印刷成本較低，而且印完后刻板可以收藏，需要時取出再刷即可，因此不需多印，以免積壓成本和多占倉儲空間。而西方活字印刷成本原已較高，一書印完后通常即拆版將活字歸位，以便重復使用而節省成本，一書若要再版即需重新再做檢字、排版、校對、付印與裝訂等工序，所以通常印量較大，以降低平均單位成本和售價，并減少再版的麻煩。只有經典和暢銷書才會保留活字版，因為這類書的內容難得更動，而且會一再重印供應市場的需要。以上這些差異在這兩種印刷術于中國交會的初期，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中國人產生了誤會。

  鴉片戰爭結束后，美國長老傳教會于1844年在澳門建立了一家印刷所“華英校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改名為“華花圣經書房”，以西法鑄造的中文活字排印傳教出版品。由于大小和字形劃一，又使用油墨，印成的版面整齊精潔，傳教士表示書房的產品經常獲得當地官員和文人的贊許。

  1846年4月間，一樁特別的生意上門了。當地一位喜愛華花圣經書房中文活字的張姓官員（傳教士沒有說明這位官員的名字與職位），帶來一種中國史書的抄本，希望傳教士以活字為他印刷50部。華花圣經書房經常為外國人印書或文件，這卻是第一次有中國人要求代印，于是傳教士在1846年4月25日的布道站會議中討論本案。

  贊成代印的意見認為，此舉可增進華花圣經書房及其活字在中國人當中的知名度，同時書房只印過傳教圖書，代印此部中國史書有助于測試書房活字的完備程度，而且此舉不致妨礙傳教圖書的印刷，因為書房存書尚多，一時也沒有重要待印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