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文化產品特點時,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院長、文化創意研究院院長王強教授認為,從邊際效用的角度看,文化產品消費有別于其他產品消費,這使文化產業的“抗寒”能力有別于其他產業。他說,在一般的物質產品消費中,普遍存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而文化產品消費則有特殊性,其邊際效用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出現遞增的趨勢。為此,王強做了形象的比喻:當一個人第一次看一本書時,或許不甚了了,第二次看時,理解比第一次深刻,有了一定收獲;第三次看時,他可能把書的內容投射到自己的生活中,使這部書的效用不斷增大。再如一首經典歌曲,人們反復吟唱,百聽不厭;一部經典電影,人們觀看幾遍,仍然歷久彌新,回味無窮。

        文化部——南京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顧江則注意到,在文化產品的成本結構中,物質資源所占比重小,產品生產的初始成本高,復制和流通成本較小,這就使得“文化產品收益能夠依靠產業鏈、價值鏈的延伸實現最大利潤,自然增強了文化產業在危機面前的自我保護”。

        文化產業的發展模式決定了它即使面對危機依然可以有所作為。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齊勇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相對于其他產業,文化產業的發展模式,更加符合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需要,這一點在危機中彌足珍貴。

        歷史經驗表明,經濟衰退,可以成為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契機,而文化產業理應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王強說:“在經濟下行環境中,文化產業與信息、旅游、體育等產業本就存在的邊界模糊化趨勢會更加明顯”,這將使人才、資本等生產要素進一步從受危機影響較大的產業向文化產業轉移。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張頤武教授很看重文化產業在危機中所獲得的“時間差”。“文化產業由于自身特點,受金融危機波及的速度相對比較慢,影響滯后,這使其有了更多自我調整的時間。”在他看來,利用這一時間,文化產業應加快完善產業鏈,加快與信息和數字技術對接,從而實現自身跨越式發展。

        文化歷來是人類緩解社會心理壓力的重要手段。這其中,社會成員對文化產品的自覺消費扮演著重要角色。張頤武認為,在經濟“寒冬”中,人們需要通過文化娛樂來緩解壓力,需要通過對社會現實與生活方式的反思來調整心態,更需要通過文化藝術對未來的描述增加希望、增強信心,因而會比經濟發展順暢時,更主動地從精神文化中尋求慰藉獲得安慰。“文化產品所能發揮出的‘療傷’功效在這期間將更為明顯。情感共鳴、精神放松、信心增強的感受或許就出現在欣賞一場演出、觀看一部電影之后。”由此他特別強調,在危機中,文化產品應該適時調整,使產品內涵與當下社會心理特征更趨吻合,也更加符合人們的心理接受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