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目前我國石油消耗已居世界第二位，而石油儲存量僅占世界儲存量的2%（30億－40億噸）。2003年我國石油進口依存度達36%，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20年我國石油依存度將超過55%。這種高依存度將對我國的能源安全造成極大威脅。

　　我國年消耗化工基塑料在2000萬噸以上，其中包裝用塑料達500萬噸，僅一次性快餐盒（碗）消費量達２００億只以上。這些塑料制品的應用，一方面給工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文明帶來巨大的效益和方便，另一方面，由于被廢棄的塑料制品需要兩三百年才能完全降解，又給我國的環境帶來嚴重污染。

　　因此，開發生物質塑料，既是節省石油的戰略性措施，又是根治“白色污染”的有效措施，國家應將開發生物質能源和生物質塑料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

　　據蔡繼明委員介紹，生物質塑料是利用玉米粉、土豆粉、木薯粉等生物淀粉類農業產品與聚乙稀、聚丙稀、聚苯乙稀、偶連劑、添加劑等化工基產品混合，通過電子、化工、生物工程和機械加工等多學科交叉工藝生產的生物質塑料合成樹脂。這種生物質塑料既具有化工塑料樹脂的全部功能，又可制造成薄膜類、發泡填充類和硬片類等上百種生物質塑料環保制品，而且可通過環境微生物作用很快降解。

　　另外，由于淀粉成本低，且資源十分豐富，合成的生物樹脂占淀粉含量30%－70%，生產出來的生物樹脂，理應比化工基塑料價格低。但早些時候，由于我國技術不夠成熟、進口設備昂貴、產量不高、市場不規范、企業投資相對較少而造成生產出來的生物樹脂價格偏高。目前，國際石油價格上揚，帶動化工基塑料價格升高，如果一家企業生產淀粉樹脂達到年產兩萬噸以上的能力，其價格會比普通塑料低15%以上。

　　目前我國研發和生產可降解塑料的困難主要是缺乏國家的政策支持，其產品類別在海關都沒有專列的編號，對于這些在多個國家都認可的環保產品，我國政府卻沒給予關注。我國生產的生物質樹脂向國外出口已有多年歷史，一般是套用普通塑料編號使用，沒有與國際接軌。但是，生物質樹脂與普通塑料有著本質性的區別，一個是以石油副產品為主的樹脂，另一個是以農業產品為主的樹脂，理應有不同的對待政策。另一方面，我國降解塑料市場沒有標準和規范，民間投入資金較多，規模較小。

　　2000年美國能源部、農業部聯合呈報美國總統《開發和推進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提案，得到總統簽署實施。我國閔恩澤院士、石元春院士等等一大批科學家、教授和專家通過各種渠道呼吁，出臺我國開發和實施生物能源的計劃。曾有一些企業從事生物能源和生物質塑料的生產，但由于生物質塑料的生產得不到政府資助，也沒有國家政策實質的支持，致使從事這方面生產企業逐漸消失或轉產。目前具有一定的技術力量和生產規模的企業已經不多，全國僅存廣東三九生物降解塑料有限公司等幾家企業在生產經營，其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處在相近的起跑線上。如果國家再不出臺扶持該產業發展的政策，該產業的發展必然受到限制，并迅速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對此，蔡繼明委員建議，生產生物質塑料樹脂，既可以解決農產品深加工問題從而增加農民的收入，又可以節省石油資源從而降低對進口石油的依存度，同時也能有效地解決環保問題中上百年不降解的“白色污染”問題，可謂一舉三得。建議國家啟動能夠大幅度節省石油資源、提供農民收入、減少白色污染的生物質塑料樹脂研發工程，建立國家級生物質塑料研發和生產基地，在貸款、稅收、出口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大力扶持具一定技術基礎和生產規模生物質塑料生產企業的發展，以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滿足市場需求，推動生物質能源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