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的十七大報告通過新聞媒體發布后，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中國新聞出版業將如何改革發展也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10月17日晚上8時，黨的十七大代表、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接受了英國《金融時報》以及《光明日報》、《中國新聞出版報》、《中華讀書報》、人民網等國內媒體集體采訪，談了新聞出版改革發展的一系列問題。

改制后出版發行企業國有資產年均增值40%以上

記者：很高興有機會多了解中國在新聞出版方面的改革與發展。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對我們國外媒體很開放，我們每天都有很多采訪。

柳斌杰：感謝國外媒體對中國新聞出版業的關心。這也標志著中國的新聞業更加開放、更加民主，我們愿意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融入世界。從我們承諾2008年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對境外媒體更加開放到這次黨代會對境外媒體的全面開放，都可以看出中國新聞領域發生的深刻變化。

記者：出版方面的改革受到廣泛關注，幾年前中國的出版業就推出一些改革方案。我們英國《金融時報》也注意到，一部分中國出版發行單位經營部分剝離出來在香港上市。在這方面的改革，中國有哪些進步和標志性的事件？

柳斌杰：中國的出版改革，是中國改革全局的一部分，是按照中國整體改革的布局，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大框架下進行的。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思路，也提出了具體要求，把出版定位為經營性的產業和公益性的事業兩大部分。公益性的出版事業，主要指不能以市場化的手段配置資源，進入市場競爭，比如我們的黨報黨刊；再比如少數民族文字的出版，讀者少、需求量小，也不能靠市場競爭來解決；還有國家公共文化積累、服務的部分，例如歷史典籍的整理、出版等，仍然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的部分，由政府扶持發展。其余經營性的出版業包括圖書、非時政類報刊、音像制品、光盤生產等，相關單位全部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轉企改制，面向市場發展。

經過十六大以來5年的實踐，中國新聞出版業取得巨大成就。

第一，推動體制創新。我們把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一些經營性出版單位轉到市場經濟軌道上來。到目前為止，國內有100多家出版社實行企業體制的管理，有1000多家報刊也進行企業化、市場化的管理。

第二，培育市場主體。既然說產業，就要有企業；既然有市場，就要有市場競爭主體。我們通過集團化、股份制改造、企業重組等方式，培育出版傳媒方面的集團公司，作為中國出版業的市場競爭主體。這方面成效顯著，數十家出版、發行、報業集團公司成立，完全走上規范的公司制發展的路子。通過市場融資、股份制改造增強了實力，中國出版業市場競爭主體越來越強大�，F在的國際、國內圖書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中國出版社全都是按照新的市場主體改造過的出版單位，效果非常好。改制后的出版發行企業，國有資產年均增值40%以上，經營收入年均增長30%以上，效益非常好。通過深化改革，達到了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目的。

第三，實施重大出版工程。我們積極推動基礎建設項目和文化積累類型項目加快發展，帶動了整個出版業的繁榮。

這幾年，依靠國家推動性力量，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在整理出版歷史典籍、當代重要文化作品等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成績。

第四，中國出版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有影響力。在2006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首次實現了版權貿易順差。今年的莫斯科國際書展，中國以主賓國身份參展，實現了歷史性突破，輸出版權800多項，中國的圖書受到了高度的評價和歡迎。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在致辭中評價說，中國已當之無愧地成為第一出版大國。在今年10月舉行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出版又大放光彩，輸出版權1900多項，外電給了很好的評價。中國出版業正在走向國際，通過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我們也積極吸收其他國家文明成果，同時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

記者：改革給新聞出版行業帶來怎樣的變化？

柳斌杰：改革使新聞出版行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一，通過改革解放了生產力。過去，中國的出版處在不能適應市場競爭、市場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束縛了它的發展。現在，通過體制創新和轉企改制，解放了生產力，新聞出版業所具有的潛力得到發揮。新聞出版業發展的實踐證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第二，通過改革營造了新的機制。這種機制能最大程度地激發新聞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創造力和活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版社按照規定動作運作，人們本身的創造力難以得到充分發揮，通過新的機制，人們的聰明才智展現出來�，F在，出版單位依靠市場配置資源，不會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

第三，通過改革涌現出優秀人才。出版社在新的體制下實行了企業化獎懲措施，調動了更多新聞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原來出版社出版一本書效益不是很大，改制后的出版社出現了一本書盈利6000多萬元的奇跡。同樣的人，在不同的體制、機制下，發揮的作用大小也不同。

第四，政府逐漸從辦出版轉向管出版。我們大力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把一個審批型政府部門變成一個服務型政府部門，為出版企業服務，幫他們出謀劃策。過去，出版社的選題計劃和出書完全由政府來調控，現在政府部門不再辦出版，而是依靠政策、法律、市場來管出版產品。這樣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和更多的創造機會，改變了過去統得過死的狀況。下一步，政府在管理方面將更多地向改制后的企業進行政策和資源傾斜。

第五，公共文化服務得到了加強。出版經營性部分剝離走向市場后，政府應該管好自己該管的事情，特別是對不能依靠市場配置資源、不能依靠市場競爭解決的那一部分，例如盲文出版、少數民族文字出版、農村偏遠地區學生的教科書等，將由政府來做或免費提供，使他們能夠享受到應該有的文化權益。我們已經從政策上明確，農村的農家書屋由政府提供資金建設，為每個農家書屋提供1500種圖書、30種報刊、100種音像制品。少數民族文字的報紙、圖書、期刊全部都免費提供，目前在內蒙古、新疆已經完成，將陸續在其他地區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