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美國推行基于供給側改革的里根經濟學，與之相比，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歷史背景和具體措施有所不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國外資本技術出口低附加值產品，從而實現經濟的迅速增長。此外，中國還根據凱恩斯理論推行財政和貨幣政策以調整總需求。然而，盡管世界工廠模式和調整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經濟的量化型發展，卻無法保證質量型增長，包括提升企業技術和競爭力、促進勞動力資本化、創造新的增長動力等。

  為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實行大規模的擴張型貨幣和財政政策。當時釋放的資本主要流入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等國有企業，而這兩個行業并沒有推動中國經濟的質量提升，因此結構問題惡化。在這個過程中，鋼鐵、煤炭、房地產等行業的過剩產能引發了一系列后續問題，債務激增導致可能威脅全國經濟的金融風險產生。

  中國政府現在認識到，著眼于總需求的經濟刺激方案只會進一步深化供給矛盾，如擴張效率低下的國企、增加房地產庫存和過度投資基礎設施等。中國政府明確表示中國已經進入新常態時期，即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并宣布不再采用刺激辦法，同時強調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要適應現階段的中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運而生。

  西方國家在供給側改革中很少采用宏觀政策工具，家庭和企業在供給側方面發揮主要作用，政府扮演一個間接角色，實行降稅、放權、教育和研發等政策。而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政府決定了土地、資源、資本、技術和制度等生產要素的分配情況。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政府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所提出的宏觀政策框架，中國的國情是現有西方經濟理論中所沒有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降低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高端供給，通過對生產要素的有效分配提高生產力，滿足市場需求。為實現這些目標，提升生產率的各種措施可納入供給側結構改革，例如貨幣和財政政策，房地產、人口、教育、研發、金融制度的改革，政策簡化和降低企業成本等。

  2016年至2017年，中國實施了“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經過兩年的努力，供給側改革在去產能和去庫存方面取得良好成效，2018年的主要任務調整為“破立降”，即破除無效供給、培育新動能、降低實體經濟成本。

  供給側結構改革分為兩個階段，短期內，改革主要著眼于降低無效低效供給，如去產能、關閉僵尸企業等；從長期看，改革將主要集中于擴大高效率高質量的供給，如減稅、去管制和鼓勵創新等。

  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判斷和新常態時期出現的短期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合理的。但在過去兩年中，政府實行供給側改革主要是用于解決國有企業過剩產能、房地產行業的問題。供給側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在于國有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是否增強，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是否提高，新的經濟增長引擎是否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