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背后的文化史:作為批評的考證
2017-11-02 14:44 來源:網絡 責編:???
- 摘要:
- 考證,常被視為文史研究中尋獲真相的最基本方法,不過運用得當的話,它有時也可以成為有力的批評,借以讓人反思舊有的方法和觀念。
事實是,由于印度長期不能自行造紙,印刷術從未在古代印度盛行過。在此我們可以補充東南亞地區和藏區的狀況:在東南亞的小乘佛教地區,古代使用的是不適合印刷而只能手抄的貝葉經;而藏區雖盛行密宗,但強調的是師徒口傳而非印經的傳統,加之缺少木材等原料,藏區的印刷術(如德格印經院)是很遲才由漢地輸入的。更進一步說,印刷術所需要的廣泛讀寫能力,恐怕本身是與印度這樣森嚴的等級社會不相容的。凡此均可證明印刷術難以、或竟不可能在當地社會條件下自發產生并扎根發展。
辛德勇
或許可以說,這些意味著,辛德勇先生在設想中仍假定了有單一的真相存在并可去探究。正因此,他最終將發明權歸于印度,至于由這單一起源中心向外擴散的傳播,他大膽推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玄策和義凈將其傳入中國的”。然而麻煩之處,這一傳播路徑的推測沒有任何文獻可資證明;同時,也與他引證的季羨林觀點矛盾:季氏確認:直至王玄策和義凈入印,當地都只是從域外輸入紙張,無法普遍使用紙張作為書寫載體,“從而也就無法在印度當地引發印刷技術”。或許更可取的方法是:既然這一技術的發明是一個社會過程,我們不如反過來去討論促使它得以誕生的那些最適合社會條件——當然,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思中國為何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卻始終未能發展它。
順便說一句,辛德勇先生在書中不僅考證縝密,且持論辛辣犀利無比,批評前人治學之失時絕不留情面,而以“求真”為唯一目標。他多次強調“即使是天大的權威,也不會屈從”,也無人能“代表這個國家的所有學者和公民”為學術研究下定論。有時似不無反應過激之嫌。不過無論如何,對國內學界而言,這樣的獅子吼恐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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