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支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或者叫动力，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旧常态驱动经济高速度的增长动力，是些什么动力呢？
  
  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外三个，一个是劳动力投入、一个是资本的投入，再一个是生产率的提高。在旧常态下，这三个动力是非常有力量的。在劳动力，就是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说的，人口红利，我们拿到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另外一个就是改革的红利：改革开放使生产率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改革使得我们城乡市场打通，所以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就能够流入城市得到了比较高效率的利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开放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本国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之下，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学习外国的技术的办法，使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一般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和发达国家相似的水平上。使得生产率提高了。
  
  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投资。这个是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采取的老办法。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动员了一些新的资源，能够进入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所以投资的规模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不能比拟的。比如说土地，土地从一种不能流动的一个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带来的资源的总量至少是几十万亿的规模。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海量的投资去支撑高增长。当然了，还有一种老的办法就是发钞票，由政府主导的经营投资。
  
  经济增长这些基本的驱动力量到本世纪初期都发生了变化，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人口红利正在缩减甚至消失。开放带来的效率提高，由于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进入后期，也因为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接近，要靠简单的学习外国技术、引进外国设备的办法，大幅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很小了。还有一个是支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海量投资搞了这么多年以后，在各方面造成的后遗症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积累，使得我们的负债率杠杆变得很高。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太高了以后，就会发生某些环节上资金链的中断。这有很大的危险。因为现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50%左右。在这么高的杠杆率的情况下，某些环节必然会出现偿债困难和“跑路”现象。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连锁反应，偿债困难扩散开来，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世界上发生过很多次系统性的危机，像日本1990年出现的系统性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不能再用海量投资去支持高速度增长了。
  
  总之因为驱动要素发生了变化，旧常态不能继续了。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不管你有多么强烈的愿望都不可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第二点意见，就是要加深对新常态的认识。从去年到今年，党政领导一再说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特别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主流传媒上发表的阐释文章也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研究得很深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特征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从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四个方面。
  
  在我看来，以上四方面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也许未来还会继续向中速变化)。另外一个方面，后面三点都可以包容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是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