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界關注：期待制造業“領頭龍”效應
2012-09-11 11:35 來源：中評網 責編：王岑
- 摘要：
- 目前全球經濟面臨史無前例的不確定性：歐債岌岌可危，美國復蘇疲軟，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經濟學家們哀嘆“真的看不到隧道出口的曙光”。
【CPP114】訊：目前全球經濟面臨史無前例的不確定性：歐債岌岌可危，美國復蘇疲軟，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經濟學家們哀嘆“真的看不到隧道出口的曙光”。
財經網刊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王研文章表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難免不受影響。但是，在悲觀情緒蔓延各國之際，人們也應該看到新出現的發展機遇，尤其是低收入國家正趕上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新機遇。概言之，中國工資快速增長、產業升級，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領之龍”， 點亮工業化之火炬，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火種傳播給世界各地愿意接受火種的人們，特別是那些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勤勞的人民。
目前，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大國也在開展產業升級，但各國又存在顯著差異。由于經濟規模龐大，中國吸收了幾乎所有勞動密集型就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當前有一種看法是，中國的主導性地位，會阻礙窮國發展類似產業。
實際上，產業升級提高了中國的工資水平，正推動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更密集的產業轉型升級。這些產業將裁減勞動力，從而為工資水平較低國家啟動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進程帶來機遇。這一進程可稱為“領頭龍現象”，比如，將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低收入國家帶來空前機遇。
歷史經驗的啟示
文章分析，在歷史上，勞動密集型產業曾從一國轉至另一國，如今它們繼續向另一國轉移，當然轉移方式稍有不同。
工業革命期間，制造業產業迅速從英國轉向歐洲大陸和美國；“二戰”后，從美國迅速轉向日本。在每一個時期，產業轉移速度都有所加快。因此，制造業產業從日本向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轉移，然后向東盟四國的轉移，直至最近向中國和越南的轉移，在速度上均快于赤松和格申克龍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陣模型方式”轉移的速度。
工業化革命的經驗給我們帶來了如下啟示：
某些歐洲國家可相對較快地趕上英國，因為其發展階段同英國相似。1870年，德國、法國和美國的人均收入約為英國的60%－70%（麥迪遜）。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瞄準了德國產業，其人均收入約為德國的40%。因此，日本瞄準德國而非英國是很現實的。雖然試圖趕超的國家很多，但僅有日本取得了成功，因其正確地選擇了所要瞄準的國家。
幾乎所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均執行了遵循比較優勢戰略或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以“雁陣模型”挖掘其后發優勢。產業不僅跨境迅速轉移，而且所轉移的產業也實現了由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附加值行業的升級。
上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領頭雁為“東亞四小龍”，因此中國企業向四小龍遷至中國的企業學習并仿效了其做法。如今，隨著韓國、中國臺灣繼續實行產業升級，其遷至中國內地的企業也轉而生產高端產品，即從服裝轉向計算機、從家電轉向電子產品。在比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所用更短的時間內，中國內地具備了用更先進產品取代簡易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能力。這歸功于中國政府制定并實施的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低工資就業“去中國化”
文章稱，中國正處于日本上世紀60年代及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上世紀80年代所處階段。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熟，工資出現上漲，企業轉入技術更先進且符合其基本稟賦結構的產業。
西方國家和亞洲四小龍出現的制造業就業總體萎縮是由兩大因素造成的：一是服務業發達，規模擴大；二是制造業生產的資本密集度增大導致了制造業就業萎縮。
財經網刊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王研文章表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難免不受影響。但是，在悲觀情緒蔓延各國之際，人們也應該看到新出現的發展機遇，尤其是低收入國家正趕上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新機遇。概言之，中國工資快速增長、產業升級，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領之龍”， 點亮工業化之火炬，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火種傳播給世界各地愿意接受火種的人們，特別是那些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勤勞的人民。
目前，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大國也在開展產業升級，但各國又存在顯著差異。由于經濟規模龐大，中國吸收了幾乎所有勞動密集型就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當前有一種看法是，中國的主導性地位，會阻礙窮國發展類似產業。
實際上，產業升級提高了中國的工資水平，正推動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更密集的產業轉型升級。這些產業將裁減勞動力，從而為工資水平較低國家啟動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進程帶來機遇。這一進程可稱為“領頭龍現象”，比如，將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低收入國家帶來空前機遇。
歷史經驗的啟示
文章分析，在歷史上，勞動密集型產業曾從一國轉至另一國，如今它們繼續向另一國轉移，當然轉移方式稍有不同。
工業革命期間，制造業產業迅速從英國轉向歐洲大陸和美國；“二戰”后，從美國迅速轉向日本。在每一個時期，產業轉移速度都有所加快。因此，制造業產業從日本向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轉移，然后向東盟四國的轉移，直至最近向中國和越南的轉移，在速度上均快于赤松和格申克龍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陣模型方式”轉移的速度。
工業化革命的經驗給我們帶來了如下啟示：
某些歐洲國家可相對較快地趕上英國，因為其發展階段同英國相似。1870年，德國、法國和美國的人均收入約為英國的60%－70%（麥迪遜）。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瞄準了德國產業，其人均收入約為德國的40%。因此，日本瞄準德國而非英國是很現實的。雖然試圖趕超的國家很多，但僅有日本取得了成功，因其正確地選擇了所要瞄準的國家。
幾乎所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均執行了遵循比較優勢戰略或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以“雁陣模型”挖掘其后發優勢。產業不僅跨境迅速轉移，而且所轉移的產業也實現了由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附加值行業的升級。
上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領頭雁為“東亞四小龍”，因此中國企業向四小龍遷至中國的企業學習并仿效了其做法。如今，隨著韓國、中國臺灣繼續實行產業升級，其遷至中國內地的企業也轉而生產高端產品，即從服裝轉向計算機、從家電轉向電子產品。在比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所用更短的時間內，中國內地具備了用更先進產品取代簡易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能力。這歸功于中國政府制定并實施的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低工資就業“去中國化”
文章稱，中國正處于日本上世紀60年代及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上世紀80年代所處階段。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熟，工資出現上漲，企業轉入技術更先進且符合其基本稟賦結構的產業。
西方國家和亞洲四小龍出現的制造業就業總體萎縮是由兩大因素造成的：一是服務業發達，規模擴大；二是制造業生產的資本密集度增大導致了制造業就業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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