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立的廣陵古籍刻印社，有60多個人。雖然人少，但印的規模還是比較大的，像《西廂記》、《四明叢書》、《適園叢書》這些書，當時都有出版。不過，由于當時人都想學一些現代的東西，加上學的都是簡化字，古書也看不懂，所以這些書的銷售并不是太好。回來刻印社就計劃刻《毛澤東選集》，打樣子都打了十幾種，文件也都批下來了。
　　
　　批下來以后我們集中精力來做這個《毛澤東選集》，才剛開始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中，雕版印刷屬于“四舊”的東西，所以廣陵古籍刻印社又停業了，之后又是十多年沒法做了。
　　
　　我是十四歲那年，1960年左右開始在高旻寺做學徒。在去高旻寺前，我在家里還學了一年多，基本的東西都掌握才去的。當時在高旻寺，十幾歲的學徒就兩個人，我是刻版的，另一個是寫字的。最后也就我們兩個保存下來了，其他的人都沒保存下來。除了我們之外，當時廣陵古籍刻印社的職工大多是做雕版的老人了，最年輕的也有五十多歲。
　　
　　那時候，廣陵古籍刻印社屬于國家單位，沒有關系根本進不來。我之所以能進來，還是因為一個經理和我父親說，你家是祖傳的，就讓你兒子進來吧。除了我父親之外，還有七八個老人的手藝都還不錯。我做學徒的時候，他們幾個都很喜歡我，把我當自己的小孩看，相當喜歡。所以我誰都可以學，誰都可以說。所以我的進步也就比較快，大概學了一年就開始在廠里自己完成任務了。
　　
　　南都：當時做學徒的話最開始學的是什么呢？
　　
　　陳義時：先是練手，握刀的時候手必須穩，另外刻木頭的深淺要把握好。練好這些之后就開始刻一些簡單的字了，都是師傅一筆一筆地教。這種簡單的雕刻，大概要練個大半年。
　　
　　我當學徒的時候，父親對我的要求非常嚴格。我現在還記得一件事，當時我父親在高旻寺是車間主任，所有雕版都要經過他手。有一次老師傅刻一個版子來了，我也在那個地方刻，刻了以后老師傅就拿給我父親看，他一看那版子里有一個線條沒有做好，一來火，就把版子一摔，那版子正好從我頭頂上飛過去了。后來那個老師傅又來高旻寺，就把我刻的字看了一遍，他事后就和人說，“陳正春兒子刻的東西，跟我差不多啊。”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個情況，還坐在一邊刻字，但我父親就火起來，走過來就給了我一巴掌。我父親一直告誡我們，這是祖傳手藝，做出來的東西一定要比別人還要高，比別人好，你要是刻得不好就在丟他的臉。
　　
　　南都：整個雕版行業后來衰落，你父親心情應該是非常抑郁？
　　
　　陳義時：他心情不是很好。但是這也是時代原因，日本人打來了，誰也沒有辦法，是必然的趨勢。但自己失業，就難免有些失落感了，畢竟之前辦了那么大的一個作坊，沒幾年就倒閉了。最后到高旻寺，又有事做，也很開心。但到“文革”的時候，高旻寺又全部關了。
　　
　　我們在“文革”中倒也沒受到什么沖擊，回鄉下種地去了。不過放在高旻寺的版子被燒掉了不少。當時在高旻寺有一個全國最大的藏經樓，里面放的都是老版子，最后都被燒掉了。“文革”的損失還是非常大的。不過幸運的是，當時北京一個記者到了揚州，了解到紅衛兵是要把所有版子都燒掉、毀掉。他回去之后就在《人民日報》內參上把這件事情登了出來。周總理一看，覺得這是一個好東西，要保留，于是特地打電話到江蘇省，要他們趕快把這些版保留起來。周總理過問之后，國家才又開始比較重視，相當于把這些版子秘密地保護下來了。
　　
　　經過“文革”之后，刻印社的人員又減少了不少。過去這些刻字的一般都是年齡比較大了，經過十幾年的時間，有的老人也不在了，所以人員是越來越少了。到1978年左右恢復刻印社的時候，他們把我父親又請回來，當時也就只有五六個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