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幾周前菲利普·瓊斯在《書商》雜志上撰文報道了恩德爾數據分析公司在英國組織的一場研討會。這篇文章的開頭說：“據尼爾森BookScan的數據，電子書銷售的增長，在浪漫小說和科幻銷售領域，溶蝕了印刷版圖書的銷售。”

　　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Read2.0 listserv（又稱布蘭特利名單，上面有像麥克·沙特金這樣的鐵桿成員）上的一場爭論。盡管爭吵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無聊的，但總的來說，大家都一致認為，電子書的確是溶蝕了印刷版圖書。

　　盡管我能看出這個說法背后的邏輯——我對情況的看法與他們略有不同：電子書并沒有溶蝕印刷版圖書——但使用了電子書閱讀器的消費者，一般來說，就不再會購買印刷版圖書了。區別夠微妙的吧。但是從商業化的出版經營角度看，這個區別就是根本性的了，電子書和印刷版圖書之間的直接聯系，明顯不同于顧客購買了電子書閱讀器后會怎樣購買圖書。

　　上周，還是那撥人，討論了劍橋大學教授、Polity出版社的擁有者之一約翰·湯普森的關于大眾圖書出版業的新書《文化的商人》。對約翰來說有點不幸的是，討論并沒有集中在他的新書上，而是迅速轉向了對該書沒有電子書版的一片抱怨。對很多人來說，這個事實尤其令人惱火，因為約翰剛出版了一本研究電子書出版的書，叫《數字時代里的圖書》。

　　當天我正好碰上了約翰，我問他為什么新作沒電子書版。他解釋道，不出電子書版并不是一個戰略決策——他對出電子書版是完全贊成的——而完全是因為渠道問題，電子書發行渠道里諸多事宜還未談妥，但很快問題就會解決。我催促約翰，讓他趕緊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只要電子書版不上市，就每天有讀者流失掉。這是電子書發展達到傾覆點的鐵證——不出電子書版就意味著失去讀者。

　　這個例子并不能表明電子書溶蝕了印刷版圖書——它的意義遠遠不止這些。回到前面提到的布蘭特利名單，如果你一個一個地問名單上的人，這些人都視自己為電子書消費者，是否會購買印刷版《文化的商人》，那么他們會毫無例外地回答“可能不會”。

　　在理解電子書顧客的行為上，這是一個關鍵點。他們投資于一款電子書閱讀器和平臺，用于讀書，因此就會依賴電子書發行渠道，他們要通過電子書發行渠道獲得電子書內容。他們不會去書店了，也不會去同時銷售印刷版圖書和電子書版圖書的網上書店。電子書閱讀器上的電子書書店只賣電子書。這里并不涉及印刷版圖書。

　　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自從Kindle問世、我成為電子書讀者依賴，印刷版圖書的購書量穩步下降，我是既不看，也不買，購書量基本降到了零。實際上，兩三個星期前我在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參加的第一次銷售會議上，我就用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個例子是阿歇特的戴維·楊送我印刷版小說《未名》。我把書帶回家，當晚開始讀——但第二天早上上班時我把書忘在床頭了。晚上我又讀了一點，然后再次把書忘在家里。然而這次我確實是想在上班路上看書了，于是我就抽出我那寄托了無比信任的Kindle閱讀器，迅速地購買了該書的電子書版。

　　第二個例子也是類似的情形。我在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首席執行官奈杰爾·牛頓的辦公室里，牛頓給了我一本我們入圍布克獎的、霍華德·雅各布森的《芬克勒問題》。我把書帶到了美國，但飛行途中，書放在了行李箱里。于是在登機前我購買了該書的電子書版，好在飛行中能看看該書，又不至于翻箱倒柜地把該書的精裝本找出來。

　　別人免費送了兩本印刷版圖書，而我最后卻通過Kindle購買了兩書的電子書版！

　　我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因為自從我成了專用電子書閱讀器的使用者，我就覺得把所有圖書閱讀都放在閱讀器上進行是比較方便的，這樣做比到處翻找印刷版圖書要方便多了。實際上，通過Kindle平臺，我可以在我的蘋果筆記本電腦、Kindle閱讀器、iPhone、iPad、藍莓手機等各種閱讀設備上看書。一有空，我就在這些閱讀設備上看書，旅行途中，在候診室的時候，想放松30分鐘不考慮工作的時候，以及想逃避一下現實的時候。因為這些設備都是同步到云中的，所以不管我用哪種閱讀設備，我總是能從上次看到地方開始繼續閱讀。
　　
　　這樣一來，我閱讀和購買的圖書就比以前多多了（除了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因為我現在總是把所有的藏書帶在身邊，想什么時候讀就什么時候讀，想在哪兒讀就在哪兒讀，也總能找到我想要看的書。因為我是看電子書的讀者，所以我基本上只在電子書書店里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