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與書籍并非對立
2010-04-21 00:00 來源:法制日報 責編:Quincy
【CPP114】訊:無數統計指數表明,今天的人讀書越來越少,年輕人尤其是閱讀最少的人群。有的專家學者把“閱讀危機”解釋為“人文精神危機”;也有的認為閱讀率下降是必然趨勢,未必導致文化的衰落;有人甚至在2008年世界經濟論壇上預測,書籍將在不久的將來消失。書籍現代危機究竟存在嗎?電子書是傳統書籍的終結還是延續?書的未來將走向何方?
談論網絡與書籍的當下問題,不能繞開不談印刷術和新教改革。從古登堡在西方印刷第一部《圣經》起(約1452—1455),以印刷術為載體的書的歷史僅有五百來年。如今在古籍市場上被奉為天價的“印刷初期珍本”,也不過是十六世紀的產物。但我們知道,廣義的書的歷史,也就是書寫的歷史,遠遠不止于此。
早在印刷書籍以前,人類就有莎草紙稿、羊皮紙卷、石碑、木板、竹片、錦帛等等更古老的書寫載體。如果把電子書視為印刷書之后的新載體,那么在書的歷史上,網絡是繼印刷術之后的又一標志性事件。當下所討論的“閱讀危機”,究竟是網絡漸漸有取代傳統印刷書的勢頭,人們只讀電子書而不讀傳統的印刷書?還是人們確實不再讀書了?這個區分顯然很關鍵。新教改革以來,書不再是僅僅屬于少數貴族和僧侶的特權,沒有古登堡發明西方活字印刷術,《圣經》的傳播將是難以想象的。印刷術使得人人有書讀,難道網絡卻反而讓人不再讀書嗎?
意大利著名學者艾柯再三強調一個比喻,書如輪子。一經發明,輪子就盡善盡美,再無改進的必要和可能。同樣的,書作為閱讀的載體,也永不可能被超越和替代。艾柯所說的“書”,其實是廣義上的書,用“書寫”來表達更確切。書寫的歷史既不開始于古登堡的《圣經》,看來也不會終結于電子書的誕生。書寫和輪子一樣不死。
在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進一步把書寫分成兩種,一種是“農作的田間”,一種是“阿多尼斯的園子”。按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專業寫作和業余寫作。前者是嚴肅的勞作,是智者寫在靈魂深處的文字,專業作者用嚴肅的文字在他人的靈魂里播下不死的種子,正如蘇格拉底以對話的方式把“愛智”的學問教授給雅典青年。至于后者,阿多尼斯是個美少年,連阿弗洛狄忒也對他傾倒不已,可惜他未成年就在狩獵時被野豬咬死。古希臘的婦人們在每年仲夏時節舉辦阿多尼斯節,把種子埋在裝著泥土的籃子、貝殼或瓦罐里,這樣開出的花兒特別容易凋謝。阿多尼斯的園子,其實就是容易凋謝、不會長久留存的業余寫作。
書寫有別,閱讀也必然分等次。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亞,也都能自詡讀過莎士比亞,即便從傳統的教科書中也能了解《哈姆雷特》的中心內容、思想內涵等等。然而,據蘇格拉底的說法,真正的閱讀是必須教才能會的,單單讀過并不一定能體會書中的智慧,沒有正確方法的閱讀更有可能讓人只抓住智慧的外觀并沾沾自喜。
所謂的“閱讀危機”,看來不只在于人們不讀書,還在于不正確地讀書。不正確有時是方法不對,有時則是沒有讀對書。我們從蘇格拉底那里明白,一本書并不總是適合所有人,一旦寫成,每篇東西就以相同的方式到處傳,傳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樣傳到根本不適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話該對誰說、不該對誰說。
如果說網絡確實帶給書籍什么危機性沖擊的話,那么這大概尤其表現在,網絡時代的書籍更顯著地體現了蘇格拉底當初的憂患:一方面,書無法選擇讀者,也不能為自己辯護;另一方面,擺在讀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呂西阿斯辭賦,而是網絡時代無窮無盡真偽難辨的信息,而再也沒有一個像蘇格拉底當初那樣攔住他天真的學生斐德若,耐心揭穿智術師呂西阿斯的欺騙本質。
在柏拉圖對話《斐德若》中的某個夏日的正午,雅典城外的伊利索斯河畔,蘇格拉底快活地躺在梧桐樹下,向少年斐德若傳授書寫的秘密。蘇格拉底對書寫作出的種種預言,如今一一得到驗證,阿多尼斯園子式的書寫(和閱讀)處處綻放,侵犯著“勞作的田間”,原本界限分明的兩種書寫方式被混淆了。在筆者看來,“混淆”二字才是書的真正危機所在。在當下“全民寫作”的文化氣候里,撇開多數網民如阿多尼斯園子般的博客寫作不談,真正的危險始終來自呂西阿斯式的寫作,混淆界限,名不副實。
從某種程度而言,所謂書的現代危機,無非是人類又一次面臨蘇格拉底當年的憂慮;現代學人呼吁“書永遠不死”,也無非是響應柏拉圖當年所開啟的真正意義的寫作———柏拉圖用書寫的方式記錄下了一生沒有留下任何著述的老師的言說,這尤其值得深思?磥恚懻摃拿\,無論如何不能避開蘇格拉底的預言。
從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經,歐洲中古學者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橫穿英吉利海峽,越過阿爾卑斯山;如今,網絡在彈指之間提供了近乎無窮的閱讀可能。古人在抄寫經文時會小心翼翼地依樣照抄前人筆誤,手抄本上的一個筆誤也會得到膜拜;如今人們一邊懷疑著網絡上未加分辨和過濾的信息,一邊又隨時隨地有條件添上新的信息。這是人類的進步還是退步呢?無論如何,謬誤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實地追隨著我們。但有一點大概可以確定,網絡與書籍并不是非對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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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印刷書籍以前,人類就有莎草紙稿、羊皮紙卷、石碑、木板、竹片、錦帛等等更古老的書寫載體。如果把電子書視為印刷書之后的新載體,那么在書的歷史上,網絡是繼印刷術之后的又一標志性事件。當下所討論的“閱讀危機”,究竟是網絡漸漸有取代傳統印刷書的勢頭,人們只讀電子書而不讀傳統的印刷書?還是人們確實不再讀書了?這個區分顯然很關鍵。新教改革以來,書不再是僅僅屬于少數貴族和僧侶的特權,沒有古登堡發明西方活字印刷術,《圣經》的傳播將是難以想象的。印刷術使得人人有書讀,難道網絡卻反而讓人不再讀書嗎?
意大利著名學者艾柯再三強調一個比喻,書如輪子。一經發明,輪子就盡善盡美,再無改進的必要和可能。同樣的,書作為閱讀的載體,也永不可能被超越和替代。艾柯所說的“書”,其實是廣義上的書,用“書寫”來表達更確切。書寫的歷史既不開始于古登堡的《圣經》,看來也不會終結于電子書的誕生。書寫和輪子一樣不死。
在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進一步把書寫分成兩種,一種是“農作的田間”,一種是“阿多尼斯的園子”。按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專業寫作和業余寫作。前者是嚴肅的勞作,是智者寫在靈魂深處的文字,專業作者用嚴肅的文字在他人的靈魂里播下不死的種子,正如蘇格拉底以對話的方式把“愛智”的學問教授給雅典青年。至于后者,阿多尼斯是個美少年,連阿弗洛狄忒也對他傾倒不已,可惜他未成年就在狩獵時被野豬咬死。古希臘的婦人們在每年仲夏時節舉辦阿多尼斯節,把種子埋在裝著泥土的籃子、貝殼或瓦罐里,這樣開出的花兒特別容易凋謝。阿多尼斯的園子,其實就是容易凋謝、不會長久留存的業余寫作。
書寫有別,閱讀也必然分等次。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亞,也都能自詡讀過莎士比亞,即便從傳統的教科書中也能了解《哈姆雷特》的中心內容、思想內涵等等。然而,據蘇格拉底的說法,真正的閱讀是必須教才能會的,單單讀過并不一定能體會書中的智慧,沒有正確方法的閱讀更有可能讓人只抓住智慧的外觀并沾沾自喜。
所謂的“閱讀危機”,看來不只在于人們不讀書,還在于不正確地讀書。不正確有時是方法不對,有時則是沒有讀對書。我們從蘇格拉底那里明白,一本書并不總是適合所有人,一旦寫成,每篇東西就以相同的方式到處傳,傳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樣傳到根本不適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話該對誰說、不該對誰說。
如果說網絡確實帶給書籍什么危機性沖擊的話,那么這大概尤其表現在,網絡時代的書籍更顯著地體現了蘇格拉底當初的憂患:一方面,書無法選擇讀者,也不能為自己辯護;另一方面,擺在讀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呂西阿斯辭賦,而是網絡時代無窮無盡真偽難辨的信息,而再也沒有一個像蘇格拉底當初那樣攔住他天真的學生斐德若,耐心揭穿智術師呂西阿斯的欺騙本質。
在柏拉圖對話《斐德若》中的某個夏日的正午,雅典城外的伊利索斯河畔,蘇格拉底快活地躺在梧桐樹下,向少年斐德若傳授書寫的秘密。蘇格拉底對書寫作出的種種預言,如今一一得到驗證,阿多尼斯園子式的書寫(和閱讀)處處綻放,侵犯著“勞作的田間”,原本界限分明的兩種書寫方式被混淆了。在筆者看來,“混淆”二字才是書的真正危機所在。在當下“全民寫作”的文化氣候里,撇開多數網民如阿多尼斯園子般的博客寫作不談,真正的危險始終來自呂西阿斯式的寫作,混淆界限,名不副實。
從某種程度而言,所謂書的現代危機,無非是人類又一次面臨蘇格拉底當年的憂慮;現代學人呼吁“書永遠不死”,也無非是響應柏拉圖當年所開啟的真正意義的寫作———柏拉圖用書寫的方式記錄下了一生沒有留下任何著述的老師的言說,這尤其值得深思?磥恚懻摃拿\,無論如何不能避開蘇格拉底的預言。
從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經,歐洲中古學者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橫穿英吉利海峽,越過阿爾卑斯山;如今,網絡在彈指之間提供了近乎無窮的閱讀可能。古人在抄寫經文時會小心翼翼地依樣照抄前人筆誤,手抄本上的一個筆誤也會得到膜拜;如今人們一邊懷疑著網絡上未加分辨和過濾的信息,一邊又隨時隨地有條件添上新的信息。這是人類的進步還是退步呢?無論如何,謬誤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實地追隨著我們。但有一點大概可以確定,網絡與書籍并不是非對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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