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訊：據新華社9月14日電 近10年來，中國民營文化企業的發展轟轟烈烈。根據有關數據，目前在國家文化部門管理的文化產業中，非公有制經濟所創造的文化產業增加值已經占到全部文化產業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業人數占到2/3。文化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正在逐年上升，有關人士認為，這塊市場蘊藏的巨大商機將吸引更多資本的介入。

　　在文化產業發展道路上，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參與，無疑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許多原來從事傳統產業的民營企業，在完成資本積累、發展壯大后，正面臨著下一步資金往哪里投，如何找方向、選路子的問題。這正是文化產業發展的良機。”浙江傳媒學院教授魏瓏說。正如浙江一家著名民企老總所稱，“文化產業將是我們最后的晚餐”，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嗅到了文化產業這塊大蛋糕的誘人芳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民間資本紛紛叩擊文化產業的大門。

　　“抗風險能力強也是民營企業的優勢特點。”魏瓏告訴記者，從市場需要出發，滿足消費者需求是民營企業制勝的法寶。更重要的是，深諳市場經濟精髓的浙江民資所到之地，帶去的不僅是資金。“他們在文化產業領域獲得發展空間的同時，對當前文化體制中積習已久的弊端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民營初興：“下海潮”催生的“二渠道”

　　在《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中，關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內容只有322字。但是，在民營業者看來，這幾百字字字千鈞。為什么這300余字會讓民營業界如此震動？這要從民營書業長期的灰色身份說起。

　　公私合營后，我國出版業幾乎是單一的國有經濟成分，民營經濟一片空白，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

　　我國民營書業的發展與改革開放進程幾乎同步。我國第一撥兒“下海”的民營策劃人、北京天則求實圖書公司董事長王文亮日前接受采訪時回憶說，“文革”后的“書荒”使國家出版局于1980年年底發出通知，允許民營正式進入圖書零售領域，但當時出版社沒有自辦發行，新華書店也沒向民營放開，人們更沒有版權保護意識，“不法書商”們銷售的幾乎全是盜版書、偽書。

　　1982年，文化部發出《關于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了著名的“一主三多一少”，要求積極發展集體書店，適當發展個體書店。1988年，同樣著名的“三放一聯”出臺，提出放開批發渠道，搞活圖書市場；放開購銷形式和批發折扣，搞活購銷機制；推進橫向經濟聯合，發展各種出版發行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民營書業企業獲得了生存條件。

　　這一時期，民營業者大多為謀求利潤、文化素質偏低的個體不法書商，靠剪刀加糨糊、盜版、翻印成為第一批暴發戶。但很快，隨著全社會的“下海潮”，一些出版社的編輯人員或兼職或停薪留職，開始加入這一陣營。這一群體相對比較注重策劃和品質，一些民營團體和科研單位也開始與出版社合作，策劃了廣受好評的《走向未來叢書》。王文亮就是其中一個。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總編室主任的位置上“下海”，他不僅自己開書店，還發揮所長，策劃了一批優秀的選題。

　　但民營力量真正大舉進入圖書策劃領域卻是在上世紀90年代。1994年，當今民營書店的代表之一——廣東學而優圖書發展文化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定方，剛剛在廣州市圖書批發市場租了一個檔口，開始圖書批銷生涯。10多年后，她仍對揣著錢去長沙、成都等參加各個民營訂貨會，以及與現在的紫圖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萬夏合作的經歷記憶猶新。

　　1993年，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全國形成了以長沙黃泥街、武漢武勝路、西安東六路、北京金臺路為核心的四大書刊批發市場，而國有出版單位對與這些“個體戶”們合作仍心存疑慮，于是，一批民營資本開始向上游環節滲透，形成了民營策劃、民營銷售的國有體制外的“二渠道”循環。

　　20世紀90年代，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紛紛加入到民營隊伍，如北大系的歐陽旭、劉蘇里、薛野，人大系的肖忠遠、羅銳韌。這批從業者具有較高的素質，決定了他們不僅文化理想和利潤并重，而且在商業運作理念上更為成熟，一批優質選題紛紛出爐。與此同時，教輔市場的高利潤吸引了大批民營力量，世紀天鴻等公司開始嶄露頭角。

　　盡管大大小小的民營文化公司策劃了諸多優秀選題，聚集了一批優秀人才，取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為文化市場的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但因為游離于體制之外，民營文化公司長期處于“灰色地帶”，與買賣書號、違規經營等問題緊密相連，處于尷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