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徐曉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她的電話。

　　由頭是我正在編輯的一套叢書。我試圖在出版、發行等環節，做一些嘗試；在稿費支付、印刷質量等方面，做一些冒險。在由幾位出版人——— 其中包括擔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徐曉———參加的飯局上，我講述了自己的想法。徐曉次日打來電話，勸我三思，說這樣做你承擔的風險太大，還是穩妥些，才能保證你的出版計劃更長久，我也可以幫忙的。

　　徐曉在電話中娓娓道來，我險些被她說動，嘴里應承不已。掛斷電話，我又想起自己的初衷：不就是想不再像傳統出版社那樣四平八穩、溫吞吞地出書嗎？如果按照她的建議，豈不又回復了那種狀態？我勸說自己良久，但心里仍不踏實，隔天又跟一位發行界人士探討。他說，能夠提出反對意見的，肯定是你的朋友，能夠支持你的做法的，則是你的同志。

　　這番話讓我大點其頭，想來也是，徐曉善意周到的提醒確實令我感到溫暖，也可見她的熱情和俠氣。

　　但這篇文章不是想說我的這套書，而是要說說徐曉的那本《半生為人》。

　　今年上半年，我參加一個出版人沙龍，主題是推薦這一年最值得期待的好書，黃集偉說出了《半生為人》，我頓時充滿期待。徐曉身為編輯，自己寫的書很少，這本書是她在《天涯》雜志上發表的文章的合集。聽黃大師這樣介紹，我興奮莫名，想起當年追讀《無題往事》、《永遠的五月》等文的情景，還手抄過若干段落，如今好了，終于出書了。

　　《半生為人》終于面世，我忙不迭地買來，用近年來少有的沖動精讀了不止一遍。當年感動過我的那些文字，平靜，誠實，蘊涵著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浪漫情懷，讓我再次壯懷激烈。我又一口氣買了好幾本送人，然后指著版權頁說，看，首印就是2．5萬，這肯定印少了，馬上就要加印。

　　一月前，見到該書的出版人尚紅科，他說，《半生為人》迄今銷量不足8000冊。

　　是嗎？真沒想到。我喃喃道。

　　是啊，許多人都沒有想到，這本書居然賣不動。

　　我和老尚聊了許久，對如今的圖書市場感到不可理解，不得不得出結論：《半生為人》的滯銷，也許象征著某種圖書、某種精神、某種時代的終結。

　　終結的是什么呢？理想主義的追求，清潔的靈魂向往，荒漠中的焦渴，禁錮下的反抗，艱難而艱險的靈魂探索，正如朱學勤在《苦難與風流》一書中所描述的那一代人：“你們關心精神事件，勝過關心生活事件，即使在1968年發燒，別人手里是紅寶書、綠軍帽，你們手里是康德，是別林斯基……”

　　告別老尚，我依然在想著這個問題。徐曉筆下的那些人，為什么飽受磨難，卻讓我羨慕神往？她曾緬懷趙一凡說：“是他使我走向人，走向自己�！币粋�人能夠找到自己精神上的父親，這應該是一種幸福。如今，也許是一個不需要精神上的父親、也無人愿意費心去找的時代。

　　說回那次出版人的聚會，徐曉對自己的書態度比較淡然，只是覺得對不起出版人，而大家依然對市場的反應感到費解。當當網的副總王曦安慰徐曉，他相信《半生為人》是一本可以傳世的書，因為它有故事，有人物，有文筆，有立場。

　　放心吧，肯定能賣得動。王曦說。

　　但愿。